[约翰·佩卡伦_英华_译] 飞进核污染
飞进核污染
1992 第3期 - 纪实之页
约翰・佩卡伦 英华 译
1986年5月10日。电话铃声紧，把阿纳多利・格里什琴科从沉睡中唤醒。他拿起电话筒，听见空军小队长歉然又焦急地说，要中断阿纳多利的休假，命令他马上去乌克兰共和国首都基辅市报到，然后去距那儿10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参加抢险。
阿纳多利身材高大，体格强健，长着两只清澈的蓝眼睛，器宇轩昂，颇有风度。他知道两周前，由于计算和技术上的一系列错误，导致设计质量很差的4号反应堆发生了一场原子灾难――核熔化。
失去控制的核反应犹如脱缰野马，造成接二连三的剧烈爆炸，炸开了4000吨重的钢筋混疑土盖板，在反应堆芯里产生的高温超过2000℃。这个反应堆没有西方国家的核设施里常用的遏制结构，于是，核燃料和具有放射活性的残渣泄漏到空中，就象霰弹炮一样射向周围地区。
放射性物质喷泻而出，如火山爆发，升起团团烟云。紧接着，反应堆芯里熔化的核物质又释放出各种气体。不到一星期，致命的放射性残渣和气体已散布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核事故。
阿纳多利在“飞行研究院”第一次听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可怕细节，他是研究院里一名杰出的民用直升机试飞员。
电话声吵醒了加利娜。听到消息可把她吓坏了，忙问：“怎么回事，亲爱的?”
阿纳多利从不跟她谈起自己飞行上的事，但这次无论如何也得告诉她：“我必须到切尔诺贝利去。”
她产生了一种恐怖感，央告道：“亲爱的，求求你别去。”
阿纳多利意识到到了切尔诺贝利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他握住加利娜的手说：“总得有人去呀。”
那天上午10点种左右，阿纳多利离开了在朱可夫斯基市的家，登上了去基辅的班机。他的好友古尔根・卡拉佩田也是深夜接到紧急电话赶到的。
看不见的危险
天高气爽，晴空一碧如洗。阿纳多利和古尔根驾驶直升机，在侧面吹来的风中缓缓地偏向航行，一面俯瞰着乌克兰乡野的一派春色。
五月初的田野，冬麦返青，绿浪滚滚。麦田的沟渠旁干草堆堆，果园里的苹果树已经在开花了。小片的红松林和白桦林长出了新叶，林子里隐藏着驰名遐迩的本地特产蘑菇和草莓。
阿纳多利很快就看到了距离事故发生地大约60公里的巴扎村，那是他的故乡。两位飞行员看到，村子的街道上看不见行人，地里也没有人干活。由于来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魔王，成千上万的村民已经逃离或被疏散走了。
目睹惨景，阿纳多利驾机降至500米，只见反应堆那儿浓烟滚滚，一根根钢梁因受热和爆破力影响变得弯弯曲曲，地上和附近建筑物的屋顶上到处散布着具有放射活性的石墨块。
附近的树林里有一个椭圆形的大片毁坏区，一棵棵杉树被热辐射和放射性尘埃熏得漆黑。这些树将全部死去。这个报废的反应堆仍在放出大量致命的射线，每天达数千居里①。
在切尔诺贝利及周围地区抢险的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种危险。一些年轻士兵在用赤裸裸的双手捡那些放射性石墨块，还有些人几乎没戴防护用具就在那儿干着。在距离燃烧的核反应堆不过500米远的一辆坦克上，有几个士兵正在晒太阳。
二人深知自身存在危险，却无法估量这种危险的大小。他们感到在基辅的基地很安全，殊不知那地方也已遭到严重的放射性污染。
主管现场的军官曾向他俩保证，在飞近反应堆的时候，安装在每架直升机驾驶室地板上的铅板可以挡住射线。他俩没戴面罩，而发给他们的棉大衣也没有防护作用。没有采取监测血球变化的医护措施，这种措施是检测人有没有放射反应的一个方法。阿纳多利认为戴在手上的袖珍射线检测仪很有用，仪器显示，他所接受的射线是比较少的，那指针几乎每天都对着零。
他还相信他有护身符。25年来，他一直戴着拴在银链子上的一颗黄色小石头，那是婚前加利娜送给他的护身符。这石头已保佑他度过了许多危难时刻，但愿这次也能保佑自己吧。
第一天傍晚，向基辅附近的基地返回时，古尔根用手肘碰了碰阿纳多利，手指身后说道：“你瞧瞧。”阿纳多利回头看反应堆，只见一根高高的蓝色荧光柱直插云天。
阿纳多利和古尔根后来才知道，那种奇异的光是大气中的放射性气体发出的，而他们整天都在那样的气体中飞行。
艰巨任务
发生核事故之后，马上有军用飞机多次飞到反应堆上空，倾倒下大量泥沙等物，掩埋发生熔化的核物质。但仍有核辐射从4号反应堆发出，于是设计出一个新的方案，用混凝土密封这个反应堆。
两名飞行员奉命对这个反应堆进行彻底的检查和测量，二人深知对每一次勘测飞行都必须作出周密的安排，否则在“强放射性区域”逗留的时间就会长得多。在一次实地飞行中，他们距离反应堆仅几百米。他们使用特制的光学仪器仔细观察核电厂的残骸，并进行测量。
观测数据必须绝对精确，在第二次飞往核电站时，他们直接飞到反应堆上空，别无选择。越飞得近烟越浓，强大的上升气流冲击着巨大的直升机。在离反应堆仅20米时，水平旋翼的叶片尖差一点就要碰到一根通气烟筒。当阿纳多利找到一个放射性剂量仪，在驾驶舱里测得的射线量使他大惊失色：每小时300伦琴②，超过正常剂量30万倍！返回时，另一个飞行员告诉他，飞机外面的射线量也就是这么多。
阿纳多利浑身发抖，他这才明白直升机上装的铅板几乎起不到保护作用。自己一定受到大量射线照射，非常危险。但他还是继续干了下去，他俩几乎每隔一天就要进入那个29公里范围的强辐射区。月底，他俩被调回莫斯科，任务完成了。
出现放射反应
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古尔根感到身体很不舒服，阿纳多利没有异常感觉，但他俩都没有认真进行医疗检查。
8月中旬阿纳多利又从小队长那儿听到一个坏消息：他还得到切尔诺贝利去。他知道这次自己对放射性的耐受极限会被突破，但他服从了命令。
古尔根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和阿纳多利结伴同行的是另一个老朋友阿卡迪・马卡罗夫。他们的任务是把一个巨型通气系统15吨重的部件运到反应堆附近。在米-26直升机下面悬着80米长的吊链，往危害性仍然很大的反应堆附近跑了好几趟，把摇摆不定的货物运到目的地。阿纳多利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他留在切尔诺贝利地区整整一月，又至少有3次飞到反应堆的上空。
9月中旬，掩埋切尔诺贝利反应堆的拼搏已近尾声，阿纳多利不知自己身上的切尔诺贝利之战就要开始了。
不久，保健医生给他作了几项检查，又抽了血去进行化验。
星期一又叫他去复查
复查结果比上周的化验结果还要严重，他的白血球数量太低了。白血球由骨髓产生，在人体免疫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疾病或放射线一类的外部因素都可能损害骨髓的功能，这种变化往往是暂时性的，有时候也可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夺走人的生命。
不久，他便开始恶心、腹泻和咳嗽。当他两眼发红，说不出话来时，加利娜着急了。第三次查血结果，他的白血球已降至2800以下，而正常人应在5000以上。
阿纳多利被送进朱可夫斯基市的航空医院，不久白血球降到2000，于是被转送到较大的莫斯科地区第6医院。诊断是白细胞减少症，医生在他的病历上写道：病因“未明”。
阿纳多利反复对医生说：“在去切尔诺贝利之前我从没得过病，我的病一定是从那来的。”
一名专家经过考虑之后，向他保证这个病跟切尔诺贝利没有关系，说：“是你的身体本身起的病，在去切尔诺贝利之前就有了的。”
那年秋天他的身体时好时坏。医生们还在给他查血，不断治疗他的感冒和咳嗽，但谁也不承认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使他患的病。这个病成了一张无法撩开的黑幕。
古尔根、阿卡迪等飞行员常来探望，他母亲和妹妹也常来。阿纳多利告诉家里人说：“我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大儿子鲍里斯已经结婚，现住在附近的朱可夫斯基。儿媳妇刚生了个女儿，阿纳多利因有了个孙女高兴得不得了。
小儿子伊尔看到父亲的健康一天天恶化，内心非常焦急、担心。
莫期科的冬天寒冷、漫长，大地上盖着厚厚的雪。阿纳多利更消沉了，大部分时间是穿着厚厚的衣服在家里过的。他买了一条小狗，给它取名叫阿尔玛，这只长卷毛小狗给他带来了一点欢乐。
一天夜里他对加利娜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好起来，永远是这副模样了。”
见他不仅受病痛折磨，而且也受谎言和无礼待遇造成的精神创伤，加利娜义愤填膺。1987年1月，她致信戈尔巴乔夫，说明阿纳多利在切尔诺贝利作出了无私的奉献，而上边的诊断却不肯把他的病与接触放射线联系起来。
那些高级医生说话终于坦白一点了。政府多拨了些资金用于治疗核事故的受害者，默认了参加抢险的那几十个人的遭遇与核事故有关。
一线希望
在1989“巴黎航空展览会”上，现任苏联米尔设计院米-28式直升机主驾驶的古尔根，认识了卡普・帕利埃。
卡普的全名叫查尔斯・阿伦・帕利埃，前来交易会展出麦道直升机公司制造的一架直升机。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美萨市，他负责轻型直升机试验和评估处的工作。
古尔根邀请卡普到他们公司的展销车上看看，于是，他俩拉起了家常话。谈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直升机抢险，卡普问道：“怎样对付放射性危害呢?你们就在射线中飞行呀。”
古尔根沉重地说：“去过的驾驶员每一个都生了病，现在看来全都恢复了，只有我的朋友阿纳多利・格里什琴科没好转。”他取出一张阿纳多利的照片。展览会闭幕，两个朋友分手了。
之后不久，在1989年夏天，阿纳多利的病日趋严重，幼稚细胞数量增多，病情已进入白血病前期。幼稚细胞会破坏骨髓里的全部细胞，一般的化疗治不好这种越来越严重的恶性疾病。
阿纳多利的朋友在为他寻求希望。9月，在伦敦郊外举行的一次国际航空展览会上，有个美国女翻译跑到卡普・帕利埃面前说：“米尔设计院的设计主任亚历克赛・伊万诺夫想见你。”
卡普感到莫名其妙。见面后，伊万诺夫谈起古尔根、切尔诺贝利事故和阿纳多利来。
当伊万诺夫告诉他，“阿纳多利病情很重，需要到美国治疗。”
卡普问：“我能做些什么呢?”
“请你帮忙联系一下，只有这条路才能救他。”
卡普心想为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同行，我该试试了。如果美国需要我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我也可能同一命运。最后他说道：“我保证尽力而为。”
“我们只能抱这点希望，太感谢了。”
几天后卡普离了伦敦回国。到家后的第二天卡普就打电话找亚利桑那州的两名参议员，又打电话给医疗部门，他们建议让阿纳多利作骨髓移植，可以和国家健康研究院联系。作骨髓移植大约要花20万美元，他又开始找人捐助。
卡普终于有了第一个大突破，找到了美国国防部女外交官卡罗尔・埃伯特。她是搞科学策略分析的，参加美苏联合进行的一个核安全项目，刚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她亲眼看见那些绿荫围绕的村庄和人家成了废墟，脑子里不断出现灾难悄悄地造成毁灭的情景，也想借此机会帮助那场灾难的受害者。
卡普告诉她，需要阿纳多利病情的详尽资料，以便交给美国的医生。卡罗尔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拍去电报，任务交给了一个年轻的女研究员。她也很关心这件事，马上找到古尔根说明原委。
10月30日，卡普收到一份详细介绍阿纳多利病情的电报。电报还说阿纳多利现在患了肺炎和喉部感染，不用说这是他的免疫系统受损造成的。
巧遇名医
在电话联系过程中，卡普听说有家“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位于西雅图市，是世界第一流的骨髓移植中心。临床研究部约翰・汉森博士告诉他，只有找到配型的骨髓提供者后才能进行移植。可以在亲属中去找，也可以通过国际骨髓供者电脑网。但刚刚建网不久，找到配型供者的机会甚微。
卡普打电报到苏联告诉阿纳多利的朋友们，说是可能去哈钦森中心治病。最伤脑筋的是筹措移植所需经费。卡罗尔花了很多时间打电话求援，但美国政府是不会出钱的。那些可能捐钱的美国人也一个接一个令他失望，理由是，等着要钱做骨髓移植的美国人也很多。
古尔根在莫斯科打电话给苏联贸易部，要求对阿纳多利进行资金上的支援。
古尔根告诉患病的朋友：“卡普正全力以赴，我们准能成功。”并交给他一张卡普的照片，阿纳多利感到一种兄弟般的友情。
11月17日下午，古尔根和阿纳多利的另几个朋友见到苏共中央的一个书记巴克拉诺夫。巴克拉诺夫答应亲自过问这件事，如果查明阿纳多利的病确与切尔诺贝利事故有关，就一定为他们说话。但又提醒他们说，要处在困境中的苏联政府拿20万美元是很困难的。
这件事办成了，但时间来得及吗?
12月初，好运终于来了，汉森医生要来莫斯科作医学学术交流。卡普抓住这一机会，打电报告诉古尔根，一定要汉森采集阿纳多利及亲属的血样。汉森曾向卡普保证，他们中心将免费测定这些组织类型。
12月11日，汉森医生访问全苏癌症中心，阿纳多利赶来相见。
癌症中心的化验结果表明，他妹妹和母亲的组织型都不合适，但汉森想再确定一下。
事后，汉森的高深学识和同情心使加利娜很受感动，就赠送他一套人工油漆的乌克兰茶匙作为答谢礼物。阿纳多利把有一颗红星的飞行勋章送给他。汉森医生则回赠一枚青铜别针，说它是美国骨髓供者计划署所发，能帮他找到一名供者。二人紧握手，激动万分。
乘飞机回国途中，汉森心想，有这么多人尽力挽救阿纳多利的生命，自己也该全力以赴。但他清楚前面有多大的困难，而且也许再也见不到阿纳多利了，只有希望出现奇迹。
寻找供者
哈钦森中心的检验专家们采用最新的DNA技术，准确测定了阿纳多利的组织型。化验证实他母亲和妹妹的组织型都不合适，只有从无亲缘关系的人们中去寻找。
在20万名可能成为供者的人中筛选。为了节省开支，这些人注册时只测定了部分组织类型，找到可能的人选后，必须再做大量化验工作。寻找供者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有些患者还没找到配型的供者就死了。
阿纳多利的组织型被送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美国骨髓供者计划总部，工作开始了，将对8万名供者进行筛选。卡普想在麦道公司组织一次寻找供者的活动，结果一无所获。
但稍令卡普和汉森感到安慰的是，由于古尔根的不懈努力，苏联政府的第一笔拨款5000美元已经到了哈钦森中心的账户。这样就能继续为阿纳多利寻找供者，并扩大到世界范围。在英国注册的10多万供者中产生了3名可能的人选。法国的消息最令人鼓舞：有11人。
莫斯科。由于12月患一次肺炎，阿纳多利的病情恶化了，高烧40度，加上贫血，更加体力不支，血小板数量陡然降低。
1990年2月，法国通知美国，找到了一个组织型和阿纳多利完全相同的人。汉森通过电话报告喜讯时，卡普兴奋地叫道：“真是奇迹！”立即给莫斯科发电报：“法国找到一名配型完全相同的供者！”
3月初，卡罗尔・埃伯特参加又一次关于核安全问题会议访问苏联。她和卡普一样对阿纳多利产生了深厚的同情，很想见见他。美国大使馆安排他们在朱可夫斯基的航空医院见面，卡罗尔到时，阿纳多利紧握她的手，说她是“从天而降的恩人”。
会见后，加利娜送卡罗尔出病房，满含热泪地拥抱她。
哈钦森中心的化验结果证实了法国供者和阿纳多利的组织配型，在全世界25万多个供者中才筛选出一个。
卡普电告古尔根这一消息，古尔根答以衷心的感谢。第二笔款15000美元很快也到了。
卡罗尔帮助阿纳多利和加利娜办理签证手续，计划4月9日到西雅图。莫斯科这边，古尔根加倍努力向苏联政府要钱。阿纳多利的遭遇相继被报刊、电视报道，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支付阿纳多利移植骨髓的费用，许多人自愿前来捐献骨髓。
4月初，苏联政府终于拿出185，000美元给阿纳多利做手术。
泛美航空公司和环球航空公司同意阿纳多利和加利娜免费乘机到西雅图。当时在哈钦森中心工作的帕特里克・比蒂医生赶到莫期科，为阿纳多利检查身体，并陪他去西雅图。他发现病人的状况好得惊人。31岁的女血液专家尤金尼亚・马古利斯医生会讲英语，与阿纳多利同行。
机场上，阿纳多利身穿灰色西装，黑色贝雷帽和军用大衣，对新闻界讲话说：“我去美国治病并不只是为自己，而是希望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所有受害者不要被遗忘。等我治病回来，要尽一切力量帮助其他受害者。”
古尔根望着阿纳多利乘坐的喷气客机呼啸着沿跑道驶去，心想：现在就只有指望医生和上帝了……
兄弟情深
从纽约到西雅图是最后一站，比蒂医生把飞机下面的一城市指给阿纳多利看。阿纳多利对它们了如指掌。
比蒂说：“太神了！可是我对苏联的地理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阿纳多利笑道：“哦，你忘记我的专业了。我是开飞机的，而美国是我们的进攻目标。”
比蒂想：世界变化多大啊！
西雅图。卡普既高兴又紧张，与汉森医生和一群新闻记者等待着。一记者问卡普对阿纳多利的感情怎么样，他说：“真怪，我连他的面也没见过，却觉得他是我的亲兄弟。”
当阿纳多利戴着口罩走进机场，他和卡普立即相互认出来了，都伸出手来，紧紧握在一起。阿纳多利热泪盈眶。
卡普小声说道：“兄弟，欢迎欢迎！等你很久了。”
阿纳多利不用翻译，说：“我和你一样。”遂告诉卡普，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给他的爱和帮助，那情谊无比珍贵。他告诉卡普：“你的电文的每一个字我都看了又看，它们给了我希望。”
4月13号，阿纳多利住进了医院，很快有大量信件和明信片从美国各地飞来。美国人把他装在心里了。
卡普尽力使阿纳多利住得舒适。当他准备返回亚利桑那州，还专程到医院道别。他对阿纳多利说：“需要我的时候，尽管来电话。”
现在医生们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仔细阅读他的胸部爱克斯光片和CT片，发现阿纳多利的左肺上叶有一个令人忧郁的阴影，左肺下叶也有一个，在右肺上叶又找到了第三个较小的阴影。是新出现的吗?是肿瘤、结核，还是炎症?在开始骨髓移植之前必须搞清楚。
医生们争论着要不要作一次开胸活检。他们想弄清病变的性质，但活检手术会导致移植延期，阿纳多利的身体状况恶化，生存的机会减小。他已等得太久了。另外，医生发现他不仅有白血病前期反应，而且还患多发性骨髓瘤。这也是一种癌症，同样需作骨髓移植治疗。
汉森医生担心他患的是曲菌病，这是一种霉菌感染，去年冬天他的免疫系统遭受严重损害时，肺上就可能生长霉菌。而移植过程会使他失去全部免疫力，威胁生命的霉菌就会疯狂生长。
针吸活检和支气管镜都没有解开阴影之谜，医生们决定按计划进行，原定的4月27日骨髓移植不能改。阴影可能是肺结核，连环使用抗菌素治疗，同时使用了抗霉菌药物。骨髓移植的风险更大了，但阿纳多利毫不犹豫，知道不作骨髓移植就活不下去。
紧急时刻
阿纳多利住院期间，医生需要在他的颈部插一根希克曼导管，以便静脉给药。马古利斯医生解释说需要麻醉，他很担心，于是她尽量回答他的疑问。马古利斯到来后，已经赢得该院医生、护士的信任和友谊，唯一使她感到难以相处的就是阿纳多利。
他们俩有很大的差异。女医生出自知识分子家庭，天性不喜欢军队的人。由于许多苏联医生都不肯承认他的病因，阿纳多利对她也产生了误解。
插希克曼导管那天，阿纳多利在手术室里取下了脖子上的护身符，把它交给马古利斯医生。为安全起见，她把护身符放在洗手衣的口袋里，手术结束后洗手衣随手扔掉了。第二天早上，阿纳多利问起他的护身符，马古利斯大惊。
医院洗衣部马上在装洗手衣的许多筐子里寻找，结果也没发现护身符。阿纳多利心情很不好，说：“恐怕我不会活着离开这个地方了。”
不久，阿纳多利收到表妹邮来的一根银项链。他把这条项链看作新的护身符，他需要好运保佑他完成骨髓移植。他将先接受两天时间的化疗，休息间隔一天，然后进行7天的全身放射治疗。这一疗程结束后，应在24小时内输入供者的骨髓，之后很可能出现并发症。
供者的骨髓同样时间有限，离体24小时后即开始变质。计划派哈钦森中心的女医生帕特里西娅・斯图亚特去法国贝藏松市，亲手把供者的骨髓送到阿纳多利床旁，全程13700公里。但她很快发觉利用民用交通工具24小时内从贝藏松赶到西雅图是不可能的，最困难的是乘飞机从贝藏松到日内瓦那一段。紧急关头卡普出面，安排日内瓦民防部让女医生坐直升机。
1990年4月27日上午，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年后，那个法国女供者被轮椅推进手术间。医生们用一根粗针在她的骨盆多处穿刺，吸出一部分骨髓。
上午9点钟，瑞士直升机准时在着陆点降落。10点30分，储存在葡萄糖溶液中的骨髓被放进一只塑料袋，又装进一个聚苯乙烯容器，准备好去西雅图的长途旅行。
上午10点45分，直升机的旋翼开始转动，很快飞向110公里外的日内瓦。斯图亚特医生赶上12点30分的班机飞到伦敦，然后换机飞往西雅图，太平洋海岸时间午后5点飞机降落了。
斯图亚特奔向一辆等待她的轿车，马上赶往哈钦森中心。不出1小时，供者骨髓已通过静脉输液器滴入阿纳多利的血管。阿纳多利心中充满了新生的希望。如果一切顺利，供者的骨髓细胞将迁移到他的骨髓腔里，定居下来，为他产生健康的新骨髓。
是夜，卡普打电话对阿纳多利说：“我看这件事现在真的办成了。”
古尔根也通过电话对朋友说：“要记住，你有责任活下去。”
风云突变
除了有些副反应如恶心、发热、乏力之外，阿纳多利5月初精神一直很好，病情相当稳定。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对痛苦有惊人的忍受力，医生们给病人的止痛药从来没有用得这么少。
他总是愉快地告诉医生和护士：“一切正常。”
移植10天后，医生们发现了一些最早的征象，说明阿纳多利体内的供者骨髓已开始产生新的血细胞。随着这种细胞增多，他对疾病的抵抗力将逐渐增强。但也意味着他更容易患“移植物对抗寄生病”(简称GVH病)，这是与排异反应相反的一种病。出现排异反应时，人体免疫细胞杀伤移植的器官；而出现GVH病时，是新来的免疫细胞杀伤人体原有的器官。
5月初，汉森医生认为阿纳多利的病情明显好转，加利娜和阿纳多利通过写信和打电话随时向国内报告病情。
阿纳多利在电话上告诉儿子鲍里斯，他希望卷毛狗阿尔玛生崽。加利娜忙说：“别，别让它生崽。”
5月中旬，对阿纳多利进行每周一次的爱克斯光检查，虽然左肺内两团大的阴影已经消失，右肺上的小阴影却长大了，在他的肺动脉附近蔓延。
第二周作爱克斯光检查时，阴影长大了，更靠近动脉。医生们都紧张起来了，怀疑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曲菌病。要是的话，霉菌会蚀穿动脉壁，使其破裂，阿纳多利几分种内就会出血而亡。
哈钦森中心的医生通过美国医药管理局购买一种抗霉菌的的新药，再作爱克斯光和CT扫描检查，发现霉菌的长势并未减弱。
医生想开刀切除霉菌病灶，但阿纳多利的血小板太少，恐怕无法止血，不敢动手术。给他输了血小板，但刚输进去就被他的身体吸收了。只有希望新的骨髓尽快产生免疫细胞控制住感染，但这又会造成GVH病。对于阿纳多利这种情况人人都会感到进退两难，只有观察和等待，别无办法。
阿纳多利给他的朋友卡普打电话，说：“我的情况不好，很想看到你。”
卡普毫不迟疑地说：“我马上来。”
见面时卡普吃了一惊，阿纳多利面部浮肿，头发几乎掉光了。卡普鼓励他继续斗争，摇晃着拳头说：“要坚强些，要努力奋斗下去。”
阿纳多利回答：“我会尽一切努力的。”
每天晚上加利娜大都在阿纳多利床旁的一把椅子上睡觉，马古利斯医生也花了很多精力来照料他。一天深夜，马古利斯坐在阿纳多利那儿，想使他的痛苦减轻些，他们攀谈起来。他向她问起苏联医生的生活，也谈起自己当试验飞行员的亲身经历。谈着谈着，他们之间的隔阂有如冰雪消融了。阿纳多利握住马古利斯的手，用颤抖的声音对她说：“非常感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你在我心中不仅是个医生，而且是个善良的人。”她点点头，紧握他的手。
阿纳多利右肺内的病灶无情地侵向他的肺动脉，犹如一条绞索在他脖子上越勒越紧。现在多半是曲菌病了，医生们更感束手无策。
1990年6月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公赴美，并叫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尤里・奥西皮安去看望阿纳多利。阿纳多利感到恶心和浑身乏力，但执意要在会见时站起来。他要求用药止住恶心，对护士说：“他们看见我的时候，就会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其他受害者。”
奥西皮安到来时，阿纳多利使出全身的力量在床边立正，让一架架摄影机为他拍照。奥西皮安赞扬他是“我们民族的英雄”，转交了戈尔巴乔夫为表彰他而授予的一块手表和一张证书。阿纳多利站了20分种，奥西皮安一走，他乏力得一下倒在床上。
让他去吧
阿纳多利肺内的病变有好几天没有增大，显然是移植的骨髓起了作用，免疫系统增强了。
但不久，阿纳多利第一次出现皮疹，医生诊断为GVH病。必须用抑制免疫的药物治疗，这又会降低他的免疫力。造成肺内的病变无休止地生长。唯一的办法是动手术。医生们都知道这手术危险性很大。
阿纳多利说：“该动手术就动吧，我能忍受。”
6月12日，外科医生剖开阿纳多利的胸腔，发现有高尔夫球那么大一个包块，已经长入肺动脉一两毫米了。手术医生准确地去掉包块。
汉森医生在显微镜下看到一个致密的团块，里面是一些黑色、分支的成分，证实了他们已经知道的情况：阿纳多利患了曲菌病。汉森医生采用一种新药治疗，叫巨噬细胞群落刺激因子。巨噬细胞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汉森医生希望利用它们尽快控制感染。
阿纳多利的麻醉解除后才几分钟，他就伸出手去紧紧抓住汉森医生的胳膊，就象老虎钳子一样捏得很紧。汉森医生觉得谁也没有把它抓得这么紧过，又特别是大型手术结束后才1小时的病人。人们都感动了。
第二天，阿纳多利已能靠自己进行呼吸，医生关掉了人工呼吸机。他在床上坐着，情绪很好。
次日阿纳多利感到呼吸困难，查血发现肺向血液提供的氧气不足，爱克斯光片诊断为右肺一叶不张。当晚医生又给它安上人工呼吸机，把氧流量开到100％的最大值。
人的精神一下垮了，但情绪仍然非常镇定。加利娜每天早晨为他换床单、洗澡，她的两只手臂上到处是瘀血，那是她把自己的血小板输给阿纳多利时让针扎的。
卡普乘飞机赶到西雅图，和阿纳多利呆在一起。他戴上口罩站在阿纳多利床旁，反复为他的两腿作按摩理疗，鼓励他说：“阿纳多利，记住你是个试飞员，在最后关头总会化险为夷的。”
卡普不知道阿纳多利是否听见了他的话，他弯腰下去看时，只见阿纳多利用眨眼来回答，在一只眼角里滚出了一滴泪珠。
暂时看来阿纳多利还挺得住，肺有些复张，生命体征平稳，同疾病的斗志旺盛。
但到6月底，阿纳多利开始肺出血。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心里明白厄运降临。加利娜眼看着她心爱的壮汉将离她而去，悲痛欲绝。
她守在床边寸步不离，长期熬夜，疲惫不堪。她握着他的手，跟他讲今后回苏联去的情景，讲他们的儿子，还有当他好起来的时候，要去亚利桑那州看望卡普。
她一次又一次对他说：“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一块儿去做。”
她问马古利斯医生：“他听得见我的话吗?”
马古利斯回答说：“肯定能听见。你多给他说说话儿很有好处。”
快到7月时，阿纳多利出现全身衰竭，双肾失去功能，必须进行血液透析。GVH病使肝脏也出了问题，血压不稳，血液不凝，爱克斯光胸片几乎是白色，说明他的胸腔积满了液体。
7月2日，星期一，晚上，阿纳多利的血液含氧量急剧下降，马古利斯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轻声说道：“已经超过了生命的耐受极限。”
护士问：“让他去世，加利娜受得了吗?”
马古利斯在阿纳多利床旁和加利娜稍稍谈了一会儿，然后对护士说：“她受得了，说不必再采取别的措施了。”
护士拉下窗帘，让加利娜和丈夫单独在一起。心电监视器上很快显示他的心跳紊乱，晚上11点10分，心跳停了，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
加利娜在阿纳多利身边，握着他的手，直到他的手指变得冰凉，冰凉。
后记
西雅图郊外降下半旗，下午举行了一场私人性俄罗斯东正教仪式。在当地一家殡仪馆，卡普为朋友致悼词：“阿纳多利的自我牺牲精神将永存！”
敞开的棺材按加利娜的要求附有十字架，她走过去，握着他交叉在胸前的双手，把一朵带着很长枝条的红色玫瑰放在他的身边。人们第一次看见她哭出声来。
加利娜和马古利斯医生陪送阿纳多利的遗体返回苏联。1990年7月13日，在距他家很近的朱可夫斯基市举行了葬礼。送葬队伍沿一条小路走向林中墓地，那儿埋葬着许多因公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天上，阴云密布，细雨霏霏，架架直升机低空飞行，向这位倒下的同志致以最后的敬礼。人们形容那天是：“阴霾漫漫，天地哀恸，不胜悲伤。”
然而，阿纳多利的精神并没有消逝。汉森等人除了在哈钦森中心举办一个项目培训苏联医生之外，还计划在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的戈梅利设立一个国际骨髓治疗中心。由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影响，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将有成千上万人患这种病，希望能对这些病人有所帮助。西雅图市一些企业家设立了“阿纳多利・格里什琴科国际人道主义奖”，授予为人类利益有“不平凡行为”的个人。1990年8月，加利娜和两个儿子返回西雅图，代表阿纳多利领取第一次奖励。奖品是一个沙漏形的图案，里面装有西雅图和莫斯科的泥土。
由于阿纳多利在切尔诺贝利的卓越事迹，他被授予苏联第二大荣誉“十月革命勋章”。11月，加利娜在罗马被授予飞行安全基金会为纪念她丈夫而颁发的“1990年英雄主义奖”。一个叫“实验飞行器联合会”的国际组织在阿纳多利死后授予他“孤胆雄鹰奖”。卡普代表阿纳多利领了这个奖，并于1991年春亲自把奖品和奖金送到莫斯科，交给加利娜。
国英 图